最高法院：联合惩戒+网络查控“双保险”，让“老赖”无处藏身

　　直播抓“老赖” 敲响司法制裁净重

　　6月5日上午9点08分，北京市丰台法院执行干警准时集结完毕，来到“老赖”鸿坤一唯（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经营地点恒泰大厦，鸿坤一唯为该写字楼支付高额租金却拒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

　　9点36分，执行干警通过搜查财务室与总经理办公室，发现被执行人的公章、营业执照以及与其他公司几千万元的交易凭证，现场对搜查到的相关物品和材料予以查封扣押。

　　这是由最高法院举办的“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活动中的一例。在这场行动中，媒体对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现场进行直播，并就北京法院近两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相关举措进行介绍与发布。

　　“这几年为破解‘执行难’开展的专项打击行动和执行宣传活动，在社会营造起‘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舆论氛围，这一事后督促机制不论是对于已经失信，或是处于失信边缘的人，都能敲响司法制裁的警钟。”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说。

　　从2013年10月至今年6月底，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23万例，共限制1222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458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近28万人次。仅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就拒绝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贷款、办理信用卡160万余次，涉及资金达到107亿元。全国280万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2016年以来，全国法院共判处拒执罪7590人。

　　联合惩戒 破解找人查物难题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文明办等八部门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和限制高消费措施。对“老赖”来说，系统可以通过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精确定位查询，凡列入失信目录的自然人，各相关委办局都会对该自然人采取对应的限制、惩戒措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告诉记者。

　　2016年以来，为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等单位签署文件，采取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出行、购房、旅游、投资、招投标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限制，让其“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到今年，有60个中央国家机关和部门联合开展信用惩戒，涉及11类150项惩戒措施，形成了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的工作制度。如中组部将失信信息纳入干部人事档案，把失信信息作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干部晋升的考核内容；司法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报名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教育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

　　孟祥认为，联合信用惩戒是“基本解决执行难”，打击“老赖”的利器。通过各个部门之间的联动，必将对失信被执行人起到了强有力的惩戒作用。

　　网络查控 为老赖设下“天罗地网”

　　在破解“执行难”的决战之年，全国法院的网络查控系统再次升级，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的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

　　刘贵祥表示，为解决传统模式下的查人找物难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俗称“总对总”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实现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

　　“总对总”平台建立之初仅有20多家国有大型银行，如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等提供网络查询事项，且不能实现网络控制财产，财产的类型极其有限。据刘贵祥介绍，近两年最高法院通过与公安部、交通部、民政部、人民银行及商业银行等单位联网，实现多种财产形式的“一网查尽”。

　　以银行为例，目前查控范围从当初的20家银行发展为3800多家银行，最初仅能查询银行存款一类信息，如今已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

　　刘贵祥告诉记者，在完成重点城市的不动产“点对总”网络查控建设的基础上，最高法院还与自然资源部推进不动产的“总对总”网络查控，已于近期上线运行。并且多数高级法院在辖区内建设了三级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形成了对“总对总”查控系统的有力补充。

　　此外，网络化司法拍卖也在进一步升级。传统拍卖方式存在财产处置效率低、权力寻租等弊端，2012年浙江、江苏等地率先开展网络拍卖尝试。最高法院为此专门出台了网拍司法解释，从2017年3月1日开始，在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刘贵祥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全面实行网拍的法院达到3197个，法院覆盖率为90%。以网拍形式拍卖占整个司法拍卖的80%以上，基本实现以网拍为原则，以非网拍为例外的要求。采取网络拍卖后，已基本实现这一工作环节违法违纪“零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