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会现场。图片来源：社会科学报
“请允许我与大家分享我的一段个人经历。我出生成长于上海，对这座城市有特殊的感情。1985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自费赴美留学。”国际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李成用一口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讲述他在第八届中国学论坛“一带一路”专场主旨演讲的开场白。
赴美后，李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亚洲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成前往中国实地调研基层的发展变化。根据这段经历，他在1997年出版了《重新认知中国：改革的动力与困境》一书，并大获好评。1990年代，他率先预测了中国“技术官僚”的崛起。2014年，他成为了美国顶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首位华裔主任并任职至今。
今年9月11日，在上海举办的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一带一路”专场的主旨演讲中，李成以解读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误解为题，通过他个人的亲身经历，阐述了美国对中国的误解并提出了消除误解的建议。
认识中国需要一个过程
作为长期来往于中美之间的华裔学者，李成对中美关系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认识。1993年到1995年，李成作为访问学者在上海工作了两年，当时他的研究课题是上海中产阶级的诞生。
“当我完成书稿提交给美国出版社时，一再遭到拒绝，当时打开出版社的信都非常紧张，因为已经被拒绝7、8次了。评审书稿的美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当时没有中产阶级。最后我不得不改书名，改书的研究框架和概念，以‘重新认识中国’才得以出版。”李成回忆道。
直到十年后，当西方商界、企业界感受到中国中产阶级正在改变中国经济，改变世界经济的时候，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才被广为接受。
“我为什么要与大家分享我的这段个人经历呢？我要指出，国外中国学研究，包括美国政界、学界、智库、媒体，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有一个了解和认识过程的，从我个人来讲是从我的一些错误认识当中提高起来的。我相信只要中国是开放的，在进步、在发展、在学习，在努力地和国外交流，假以时日，海外的偏见和误区是可以纠正的。尤其是对今天的主题——‘一带一路’倡议而言更是如此。”李成说。
李成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目前改变全球地域政治和经济格局最深刻的发展之一。与历史上类似的巨大变化一样，国际上对此的反映呈现出多样性，包括不同程度的热情、交流、怀疑，甚至反对，都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对于塑造了二战后世界格局的超级大国——美国更是如此。
“我曾经带华尔街的商业精英到中国来访问参观，他们脸上显现出的并不是妒嫉和担忧，而是兴奋和喜悦，因为他们知道世界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在这块地方，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机会，不存在什么怨恨。”他说。
李成进一步补充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反对过“一带一路”，他还派人参加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特朗普还表示，不知道这么多国家首脑参加，如果知道的话可能会派一个更高级别的官员参加。
另一方面，李成也承认，当下在华盛顿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和舆论领袖，把“一带一路”视为所谓“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表现，并想加以遏制，这同样也是事实。
“这里自然有两国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所造成的竞争和分歧，但也不排除认知上的偏颇和判断上的误区。如何让世界和美国全面准确地分析、了解‘一带一路’的理念和运作本身呢？这就需要更多的国际对话和更广阔的全球视野。这次会议本身也是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他说。
“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期，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十年前所说，发展速度的明显加快以及发展轨道的不确定性，是我们当下发展的特点。我们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包容和高质量增长的乐观前景与灾难性冲突的悲观预测，是同时并存的。”他说。
“一带一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对“一带一路”的批评包括：挑战美国的经济利益；对美国所领导的现有安全体系的挑战；还有所谓的“债务陷阱等”指责。对此，李成指出，双方都要有换位思考，同时也需要分清哪些批评是无理的指责，哪些是合理的担忧。
在李成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理清：
首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完全合理的。从国家利益来讲，中国是一个大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完全可以讲出来的。中国需要海外的市场，也需要海外的资源，其他国家也会提出这样的诉求。这是对合理要求的维护，并不像西方所说的是进攻性的。美国因为缺乏这种换位思考，就会把“一带一路”看偏了。
其次，“一带一路”是对目前的经济体系，或者经济秩序的一种补充，而不是一种替代。在这个问题上，一些美国政要代表也表示，中国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就做得比较好，它不是以中国为主，而是中国作为引领，实际上是世界的或者亚洲的银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加入AIIB，也可以减少一些担忧。
“一带一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并不要求其他国家站队。但是很遗憾目前很多国家因为一些国家的压力“被迫站队”。李成认为，这样的做法会最终导致形成两个经济贸易体系，也会造成西方和中国担忧的两个互联网体系、两个货币体系，甚至最终将会是两个政治和军事体系。
“想想我们的后人，这难道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所要的世界吗？”他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