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新型城镇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还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实施步伐。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
城镇化对投资和消费需求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第一财经分析，城镇化对提升消费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农村地区，虽然也有消费，但整体上要少很多，很多只是基本的消费。但在城市，各种消费都会增加很多。尤其是在中心城市、大城市，不仅购物的品种更多，消费的层次也更多；除了购物之外，还有很多娱乐文化、演出、体育、餐饮、旅游等服务消费。
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认为，从需求的角度来讲，城镇化的推进将扩大内需、加大投资，发掘出中国长期增长的最大潜力。长远来看，必须十分坚定地走城市化发展的道路，吸纳与培养新市民，持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
从消费力来看，城镇化率高的地方，往往也是消费能力高的地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718元，比上年同期名义下降5.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9.3%。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前10名的省份分别是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广东、江苏、福建、重庆、湖南、辽宁。这里面，除了湖南外，其他省份的城镇化率都超过了65%。尤其是重庆，2019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6.8%，超过了东南沿海发达省份福建，位居全国第八。
由此可见，城镇化率高的地方，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总体也比较高，未来中西部地区需要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
今年3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3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促进重点群体增收激发消费潜力。其中就包括：明确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更多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定居，着力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冯奎撰文分析，截至2019年底，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这意味着中间有16.22%的差值，对应着2.27亿人口还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落户。考虑到还有2亿多现有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问题，那么未来实际上就需要推动4亿-5亿人在城市落户成为新市民。
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
这么多的潜在新市民，他们会在哪里实现城镇化？
冯奎认为，从农业转移人口去向来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门槛已放开，但吸引力不够；超大、特大城市有吸引力，但承载力不够。未来“十四五”期间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等所构成的空间动力系统，正取代单一的城镇空间，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动力系统。未来二三十年，以都市圈为重点载体，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综合性改革，空间巨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此前表示，今后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初步估算，今后十年，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今年中央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今后经济工作的发展方向。加快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是“双循环”体系的一部分。
不过，当前，跨行政区划的联动与一体化发展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障碍。比如，在都市圈一体化过程中，轨道交通尤其具备通勤功能的地铁、市域铁路对都市圈的发展十分关键。但由于地铁、市域铁路的建设运营主体是城市地铁公司，因此跨地市的地铁协调比较复杂，当前跨城地铁还很少。
比如，当前深圳与周边的东莞惠州相互之间的产业互补、人员流动十分紧密。不过，2019年11月，深圳曾公布《建设交通强国城市范例行动方案（2019-2035年）》（下称《方案》）并征求公众意见，《方案》指出，深圳与莞惠之间跨市机动化出行中轨道分担比例不足5%，跨市城市轨道交通如深圳10号线东延至东莞凤岗等难以有效推进。
郑宇劼说，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就是要解决以往存在的行政区划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老问题，促进区域内要素自由流动，无论是对服务业的集聚、制造业的提升还是人口的合理布局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进而实现在现有发展水平基础上再上一个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