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老 还 在
郭裕怀
杜老，杜润生老人，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农民的代言人”。这位102岁的期颐老人，已经于201510月9日驾鹤西去了。但他在我的脑海中依然是音容宛在，笑貌长存。他是我思想的导师，精神的恩师。每每回忆他的一些往事及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如沐春风，如逢雨露
1998年8月，杜老和老伴，从北京来到了山西。我一路陪同从大同到偏关、平鲁、宁武、静乐，看了山西的引黄工程引水线路和平朔大型露天煤矿。回到太原引黄工程指挥部，给中层干部们作了一场报告，主题“心中有个大黄河”。他一再告诫，治水要永远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工作态度。讨论决策问题，就得有唱反调儿的。我们求的是最大公约数，不是整齐划一。为了把事业往前推进，要懂得妥协、改良、协商，甚至等待。杜老长袖善舞，是博弈的高手，活生生地化腐朽为神奇，变不可能为现实。在山西博爱医院疗养治疗了20多天，回到了北京
杜老是山西太谷县阳邑村人，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太行山工作，在山西的部下、门生众多。这次调研、疗养期间，王庭栋、霍泛、张建民、张雪、孙承忠、刘耀中、郝永和等经常去向杜老请教。胡富国，孙文胜也去看望杜老。面对熟悉的老同志们，杜老不由地回忆起往事。他说，他与毛泽东主席见过八次面。1949年，杜老在中南地区主持土改工作，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毛主席充分肯定了他的主张，曾两次被招进京与毛主席见面。毛主席将他的主张和方法，以中央的名义通报全国。他在土改中的出色表现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1952年，中共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年底调他任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副主任。从此，他的一生就主要和三农工作打上了交道。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因支持邓子恢稳步前进的主张受到了毛主席的点名批评，说他和邓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时刻，像小脚女人走路。但毛主席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说他是一个好同志，土改是坚决的，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到下头实践一段就好啦。结果还没等调下去，就被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奉命安排到中国科学院，把刚从地方工业部调来的张劲夫和从山西调来的裴丽生，与他一起组成了党组。
1957年反右斗争时，张劲夫、杜润生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在反右斗争中对待自然科学家的政策界限”。实际上就是提出一个明确的概念，要保护自然科学家。这个文件经过中央批准下发后，在中科院北京地区贯彻的很好。当时，中科院在北京地区的自然科学家，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当时很有名的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牵连到六位名教授，钱伟长、曾昭伦、华罗庚、童第周、陶孟和、千家驹。钱伟长在清华被打成右派，曾昭伦在教育部被打成右派，但陶孟和等在中科院的178位科学家，一个都没有被打成右派，都保护下来。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勇敢的。因为反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归入到“资产阶级”那一类了，成为接受改造甚至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杜老对这样的定论有意见。他在反右那年访问前苏联，年底回来后，即给中央写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杜老在报告中认真的分析了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教训，指出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对知识分子大量的残酷打击，认为我国不应当照搬苏联的做法。但是从1957年开始，反右斗争、红专大辩论、大跃进，一路走下来，知识分子全方位遭到歧视、打击。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属性的定论。杜老一直想尽可能的改变这种定论。
1961年，杜老在主持起草科学工作14条时。为了能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结论改变打开一个小口子，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一个“初步红”的概念。“初步红”，就是认为我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那时候红透了不能说，“初步红”了，所以他不是资产阶级。用了“初步红”这个概念非常好，在那个条件下不容易啊。最后中央通过，一切有知识分子的部门都要执行这个政策，肯定广大知识分子初步红了。有了这一条，才有1962年，周总理、陈老总在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了这一条，才有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重申，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是我们自己人。
鉴于1958年、1959年的状况，杜老还提出学术工作、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不要随便把学术问题、学术上的争论上升为政治问题，然后政治问题上升为敌我问题，这一下子就搞乱了。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一时搞不清楚的争论，都暂时归于学术问题，先把它稳住。当时能够大胆的提出这样一种政策来，极其不容易。所以杜老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不断在创新的理论家。
1978年，他经时任国家农委主任的王任重建议，调农委任副主任。1982年国家农委撤销后，他又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81年冬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得到了邓小平、陈云的高度肯定，并于1981年12月二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1982年元旦发出，成为了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杜老对农民的感情太深了。好像有一种会心的联系、接头的暗号。他说；农民不怕累，就怕捆。给农民自由是解放农村生产力最简单、 最有效、最低成本的改革措施。在三农问题上杜老始终坚持，中国必胜的最大源泉是农民。用有限的土地，农民就能不断地提高农副产品的供给量。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
1999年，杜老又来山西住了两个月。我陪同杜老回太谷，看望了96岁的舅妈，随后陪同在运城、临汾等地进行了考察调研。到了太原晋祠，原省委书记陶鲁笳同志和他聊天，说要近日去晋城、阳城看看。杜老说阳城县过去出过个大贤相陈廷敬，他给清朝三代帝王当过老师，他的子孙38人当官，无一人贪腐，为国之能臣，史之楷模，备受后人敬仰。这不仅是山西历史文化的代表人物，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极具典型的代表人物。你们应当去看看，建议对阳城县的皇城相府进行修复开发，很有旅游价值和文化价值。由此，杜老又说到了五台山，说五台山是佛教圣地。佛教本身是印度文化的瑰宝，中华文化把它化为中国的佛教，其气象境界焕然一新，这是一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品格。五台县还出了一个清代名人，这个人叫徐继畬著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瀛寰志略》。在放眼看世界，思想开放方面，先于孙中山。在思想境界、世界眼光方面高于林则徐。是山西应该好好研究的一个历史人物。杜老本来想去五台山看看，后来因故未去。杜老这次在山西小住一直在说文化、医疗和教育的问题，他反复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灿若星辰不仅哺育了一代一代的中华民族，也滋养着世界
杜老是一面旗帜、一面镜子令我们审视自己的言行。周其仁曾经说过，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对于我们的一个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引以自豪。周其仁充满激情的语言引得在场一片掌声。杜老也频频点头。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周其仁之外，还有王岐山、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高文斌等。王庭栋、杜瑞芝、吴镕和我也在场。这掌声表明，大家与周其仁一样，都为这个不雅的称号而感到自豪。他还说，杜润生给了我们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杜老曾经说过的一些观点，至今都令人震聋发聩。他说：“中国改革极需要警惕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他说: “中国的事情不能急，欲速则不达，宜稳勿急，稳步前进。急了就容易出问题。先从大家最容易赞成的地方开始，一步步推进，冲击力越小，阻力就越小，最后让事实说服多数人”。他还说: “任何问题只要搞明白了，想清楚了，找准主要问题，从问题里找办法才容易解决问题”。他还说: “民主恐惧症是特权势力特有的病灶。怕民主，也就是怕群众。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怕也没有用”，“如果改革的秩序不科学、不透明、不民主，遗留的问题很多，将来也许改革要重来”。
杜老的门生弟子虽然遍布九州大地，但他并没有因为执导过王岐山、周其仁、林毅夫等人而骄傲，相反，他都是用自己务实低调的为人作风，用自己凡事注重调查研究兼听善听，集思广益，广泛征求不同意见、反对意见的工作作风，用自己看问题着眼宏观、抓重点、牵牛鼻子的思维方法来影响下一代人，来影响许多有作为、有志向的人。他虽然不是很大的官，一辈子好长时间都不再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而他大半辈子都在努力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政治决策，他在努力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去影响国家决策，向着有利于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的方向发展。因此，他成了好多领导和专家学者的精神领袖、精神之父，他的一句话可以影响很多省委书记和省长。他的一句话，毛泽东、邓小平也认真听，因为杜老一生都在民间、在农村搞调查研究，是实践出真知。杜老之所以能够影响这么多的人，还在于它始终敢讲真话、说实话，但是现在像杜老这样认真的人越来越少了。
杜润生关于三农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使他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思想家之一。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他主持起草的五个“一号文件”名垂青史，中央此后所出台的一系列涉农文件，皆是对五个“一号文件”的肯定和尊重，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和深化。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杜润生同志“改革先锋”的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杜润生同志对中国农村改革做出的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
如果现在有数个王润生、张润生、李润生，中国的三农问题会解决的更好，中国的经济基础会更加稳固。
客观地讲，杜润生远不如现在如彗星般划过的歌星、影星和网红知名度高。但他像一颗耀眼的恒星，悬挂在历史的天空，时间越久越能发出灿烂的光芒。
（作者系山西省原政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