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新京报网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人们对高科技产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卡脖子”技术成了坊间热议的话题。前几天，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提出要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国际种业巨头控制我国种业市场来势凶猛，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包括全球种业前十强在内的70多家国际种企进入中国，一大批洋种子渗透到田间地头”。
这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洋种子会不会成为农业领域的“芯片”，被人“卡脖子”卡到饭碗里？
“种子依赖”不同于“芯片依赖”
实际上，“种子依赖”和“芯片依赖”的情况有较大差别，后者主要源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而种业发展其实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减少对国外品种的依赖，核心还是要在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习近平总书记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由于产业链演化和科技研发布局等历史原因，我们一些高技术产业确实有较大差距，不少关键性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而且存在技术上的代际差距，赶超起来的确非常困难。
表面上看，种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调查显示，我国的主要作物中，水稻、小麦的国产化率还比较高，玉米、马铃薯部分依赖进口，而不少蔬菜品种则高度依赖进口。不过，深入分析就会发现种业面临的情况与高技术产业有较大区别。
首先，我国种业具备完整的研发体系和良好的研究基础。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在这一理念指引下，长期以来国家在种业的公益性、基础性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我们有相当的技术储备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其次，国内种业企业的研发能力正在快速提升。国内有一批种业企业，在产业布局、研发投入、人才延揽方面直追国际巨头，在优势品种上与国际前沿的距离也在逐步缩小。
再次，种业的技术普及度要远远高于互联网、芯片等高技术产业。可以看到，与高新技术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甚至少数几家公司的情况不同，优势品种分布在世界各地：玉米种子来自美国、蔬菜种子来自韩国、水果种子来自日本、辣椒种子来自以色列……高普及度、高分散度本质上意味着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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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际种企进入中国市场，根本上说是资本的本性使然，把这种市场优势上升为“卡脖子卡到饭碗里”，并不客观。
破除种子依赖，“市场化改革”是关键
当然，对技术有信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风险。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种业科技对经济的贡献度还比较低。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很多都没有转化为市场的真正供给；市场需求不足，又会反过来制约技术创新。
客观地讲，种子、化肥、农药等已经是农业中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但仍旧存在不少体制机制弊端。
最突出的是，科技供给与市场需求存在断裂。2016年，有关部门制定了扩大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的改革指导意见，意在解决种业科研和农业生产“两张皮”以及种业科研成果转化上的“肠梗阻”问题。
但多年下来，改革的成效不尽如人意。主要问题在于，仍然没有明确科研机构与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定位，科技投入机制仍旧处于模糊地带，研发激励没有真正落地。
因此，振兴民族种业，需要进一步深化农业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第一，将具有内生效益的技术研发活动放手交给市场。世界一流的种子企业，无不是在市场回报的激励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应加快建立商业化农作物种业科研体制，探索针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奖励机制，推动中国种子企业不断做大做强、走向世界。
第二，公益性、基础性技术研发由政府承担，但要有合理的制约机制。在种业领域，除了能够市场化的技术研发活动外，还存在一些像植物原生境保护、种质资源保藏等难以市场化的工作。这些工作只能实行政府兜底，采取公益性投入方式完成。
但为了打破一些部门的本位主义思想，可以考虑实行科研经费的分配权、使用权、评价权“三权分置”，形成不同部门间互相制约监督的机制。
第三，在育种技术的监管方面，不妨更加灵活。例如，国际上，转基因育种已经全面铺开，我们进口的玉米、大豆实际上大多都是转基因品种。在这个局面下，未来不妨在审慎的安全监管框架下，加快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推广，正面回应公众关切，不断增加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审批和品种审定的透明度。
□陈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