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师 谋 国 苍 生 之 福
——回忆改革开放年代的杜润
老翁
春 潮 乍 起
四十多年前，老路走到尽头，朝野上下都穷了、怕了、烦了，才会生发换个活法的念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开始。日子好过，谁想改革？！但新路是什么，不清楚，“摸着石头过河”是句实话。
有两面镜子在指引改革的方向：一面是历史的镜子，里面是以往的错误、失败和教训，不得人心，此路不通；一面是外部世界的镜子，里面是发达国家、法治国家的现实，与其对比，落差巨大。
显然，没有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当时对历史教训的痛定思痛，没有当时的睁开眼睛看世界，改革充其量只是个念头，搞不起来，成不了气候。由此形成了国家管理层的两个共识：要想维系执政地位，一是自己内部不要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别折腾了；二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于是，对整个社会的管控放松了，改革就开始了。
老 树 新 花
杜润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出，1979年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年届66岁，分管政策研究，位势并不很高，影响也较有限，充其量是个高级幕僚，在当时党和国家的权力序列中，是个小人物，不是决策者，然而这个世界上许多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起的变化，恰恰是小人物推动的，是小人物促成的。
杜润生参加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与农民和土地打交道，经历了把土地分下去（土改）、收上来（合作化）和包下去（责任制）的全过程。他深知农民想什么、要什么，从门前屋后小块自留地“土地绣花”的成果几倍于集体农田耕种收益的事实中，看到了农民的精气神汇集在何处；他深知在国家工业化水平和农村文化教育水平受限的条件下，在人多地少、地形复杂、土地负荷重、复种面积大的制约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更能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他深知农业生产具有连续性，没有中间产品，无法分割，各个阶段的劳动成果只能凝结在最终产品的收获中，因而无论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都更适合家庭经营的道理。
以 简 治 繁
中国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难在政治。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农民组织起来集体发展是社会主义道路，一家一户单干是资本主义道路。如何破解意识形态的障碍，成为农村改革看似难以逾越的一道大坎。
杜润生提出了“责任制”这个概念。天下各行各业，做什么事都要讲责任，有制度，这是常识常理。把农村土地分到各户，从耕作、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都由农户承担责任，最终产量扣除农业税和生产队集体提留，剩下全归劳动者，这种生产管理办法，本质上是一种责任制形式，责任制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杜润生用责任制这个中性名词，把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各种不同看法、不同意见，逐步地趋向一致，形成共识，最终居然把当时整个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撬翻了。这是了不得的大智慧。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大智慧大本事，但天字第一号的大智慧大本事就是化繁为简！用浅白的语言说出深刻的道理，用简单的办法解决复杂的问题，杜润生农村改革的作品就是化繁为简、以简治繁的范例。
实 事 求 是
很多人听说过杜润生，听说过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办公地点“九号院”这个别称，听说过那里连续出台过关于农业、农村、农民政策的五个中央1号文件，听说过九号院里生动活泼、民主自由的研究生态，听说过九号院里年轻人崭露头角、纵横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趣事，但很少有人知道，作为中共中央的中枢幕僚机构，竟然有“三允许”：允许你的研究课题和党的文件规定的重点不一致；允许你的研究结论和党的文件精神不一致；允许你的研究成果不被中央采纳后保留个人意见。
杜润生认为，作为党员，在行动上个人要服从组织，但在内部研究上应允许集思广益。中央的决策也可能存在误区和盲区，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真理，也没有从不犯错误的政党和领袖，职务的高低与对真理的把握并不成正比。例如，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起点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就明确规定了“不准包产到户”，但此后不久，农村改革的实践就突破了这个限制。此类史实不少，令人深省。
杜润生认为，中国地理是世界地理的浓缩版，江河湖海、高原丘陵、沙漠戈壁、山地平原无一不有，文明、文化发育程度不同，划一治国的局限性片面性很大，一份中央文件难以指导东西南北差异性很大的中国，只能放出空间，让各地官员因地制宜，分类施治。他提出在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施过程中，一定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可以搞集体生产，可以搞包产到组，也可以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个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典范。
集 思 广 益
杜润生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主张：没有不同意见者参加不开会，没有反对意见者参加不开会。他认为，一项重要的政策，任何赞成意见中必会有瑕疵的成份，任何反对意见中也必会有合理的成份；兼听则明，聪明的决策者一定会鼓励反方向推敲，让反对意见充分发表出来；各种分力作用下的合力线方向，就是政策制定的依据。记得毛泽东同志在头脑清醒时曾讲过，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鸦雀无声，势必霸王别姬，乌江自刎。杜润生是让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典范。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一场涉及八亿农民和千百万干部的巨大变革，没派工作组，没搞运动，没处分斗争人，居然不推自广、星火燎原，平和地颠覆了整个人民公社制度，这在中国共产党史上是一个奇迹！
注 重 调 研
杜润生注重调查研究，拿事实说话。他在国家农委副主任任职期间和出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后，除自己率先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外，还要求所有能下去的干部都走出机关门，并支持大批曾在农村插过队，回城后上学、工作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从事以农村、农业、农民为题的调查研究。
杜润生认为，现行制度下，高级领导人的信息渠道无外乎文件、简报、会议、秘书、家人，下去视察，前呼后拥，看到的也多是经过排练、有成套应对台词的场景布置，听到真话、看到真情不易；而信息经过每一次传递和折射，都会带来真实度的衰减和扭曲，依据不实数据、汇报或凭主观臆想来制定政策是极其危险的。中国当年改革开放的招数，一开始都是下面提出来、干起来的，中央经过系统调查、充分论证，总结了基层群众和一线干部的经验、智慧和创造，而后才出台相应文件予以肯定和推广的。这种文件，符合实际，能够操作，也得民心官心。
自古讲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真得民心者也能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但要警惕两点：一是真能把准民心，知道人民拥护期盼什么，反对厌恶什么；二是切忌把自己的主观意愿去替代冒充真实的民心民意，从历史上看，凡这么做的人，十个有十个灰头土脸，一败涂地。公权力掌握者，一定要围绕民心，把握潮流，坚守常识。
润 物 无 声
杜润生晚年则更多地思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从历史、文化、哲学的高度，思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中国要过两关：市场关和民主关，认为如何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尚未破题，还要努力探索和实践。
杜润生不是总书记、不是总理、不是国家主席，但称他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不为过，恰如其分。杜润生一生坎坷，叠受委屈，文革后复出工作仍精力饱满地投身于改革开放大潮，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也是风险极高的事。前中央农办主任段应碧对杜润生有几句很精彩的评述：“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干成了那么大的事情，受到那么多人的赞誉，这就是伟大！”江湖上一位叫周虎城的朋友评论杜润生：“一个人，赢得那么多人的尊重，赢得那么多观点对立的人的尊重；一个人，能够在对立的氛围中做事、做成事，而且没有毁誉参半，说明这个人是真正有智慧的。中国改革有这样大智慧的人参与，是苍生之福，改革之福。”我也顺口作了两联，请书法家写出来，裱成条幅，送给恩师：“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