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采自网络图片：山东威海农业社会化服务图片
筑牢乡村产业振兴的服务支撑
——山东威海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纪实
六月的胶东大地，夏风乍起，万物勃兴，生机盎然。
走进威海农村，满眼尽是“三夏”生产热火朝天的景象。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片大地寄予厚望重托。去年六月，总书记考察山东，并来到威海视察。总书记强调，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打造精致城市的威海，更要找准乡村振兴这盘大棋中应有的担当。
亲切关怀化为前进号角，殷切希望激发澎湃动力。一年来，威海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紧紧围绕“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要求，探索创新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全力破解当前农业农村存在的小生产与大市场、分散承包与规模化经营、全产业链发展与专业化分工等诸多矛盾，以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农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器，激活农村集体土地“统”的内在活力，使这片土地“动”了起来，迸发出新的活力。
组织强“骨”
——让党建有抓手、服务有方向
“守着荒地不致富，靠着荒山背债务”，这曾是文登区高村镇墩后村的真实写照，土地撂荒严重，没有任何产业，集体经济收入基本为零。“组织涣散，支部没有号召力，干部办事没底气。”村党支部书记连均璞回忆说。
转变发生在2018年，高村镇提出“支部建在合作社，党员创在产业链”，专门成立了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党总支，各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党支部，以支部为核心和联系纽带，指导完善各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发展规划。墩后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吸收村民及集体入股土地280多亩，化零为整、集体耕种，并将耕种收等农事环节委托给镇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来干，既解决了一家一户土地撂荒问题，又解决了种地难问题，还实现了集体增收4万元。
墩后村的华丽转身，折射出威海振兴基层党组织、依靠基层党组织，牢牢把握农业社会化服务正确发展方向的坚定决心。
决心来源于对“组织引擎”强劲动力的信心。近年来，威海不断出台措施，积极探索抓党建促集体资产资源挖潜增效、农业服务体系创新完善的新路径。出台制度，把服务土地流转或托管情况，纳入村党支部和党员“星级”评定考核;各村党支部成立2—3支党员志愿服务队，设立土地流转服务岗，发挥党员带头作用，推动社会化服务开展。
威海各市区勇于创新，大胆闯、大胆试，“党支部+合作社”、党组织联建等创新性做法层出不穷，处处体现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过去，单个行政村为主的基层党组织多数只能调动本村资源进行‘体内循环’，缺少外力支援、发展视野狭窄、致富渠道不畅。”荣成市上庄镇党委书记董昭胜说。现在，上庄镇依托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专门成立了农业产业发展党总支，前期吸纳西桥村、东桥村、大李家村、虎山村等6个村党支部为联建党支部，辐射带动其他农村党支部，聚焦聚力产业发展。联建党组织实现了镇域内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打出了“组合拳”，“联”出了发展新活力。
如今，村党支部书记“挑大梁”，已成为文登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道特殊风景。在高村镇，镇财政全额投资成立高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筹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活动。“为了发挥村党支部班子的核心作用，镇政府没有派人参与公司管理。从公司法人到各级管理人员，均为不领工资的村党支部书记。”公司经理、南产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海说。在刘玉海等村支部书记的带动下，全镇46个村均由党支部牵头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加入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高村镇已经成为文登区，乃至威海市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一面旗帜。
“农村要致富，关键在支部”，基层党组织就是威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骨干”。正如威海市副市长高书良所说，打造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引导小农户集中连片接受社会化服务，更需要基层党组织从中协调。威海将党组织建在农业社会化服务链条关键环节上，以党组织为联结纽带，通过“党支部+”形式把各种资源要素聚集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基层党组织为农服务能力增强，组织振兴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
体系塑“肌”
——让土地有人种、种地有赚头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头镇涧北村王力军的田地位置不好，浇水打药都不方便，一年下来没有多少收成，渐渐地，最近两年就撂荒了。
与王力军一样，现在涧北村的老年人占七成左右，村里40%的土地撂荒。“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守家的妇女、老人干农活吃力!”谈起村里撂荒地的原因，王力军这样总结。2017年威海市对农村土地耕种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空挂户达30%以上，半工半种劳动力占40%，60岁以上人口占到35%，土地撂荒面积占10%，无人种地问题十分严重。
激活乡村土地新动能，必须啃下硬骨头。威海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辉说，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地撂荒化曾经是拦在威海农业农村发展路上的“四座大山”，普通农民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越来越多。随着发展现代农业，推进产业振兴，已经到了非解决这些问题不可的时候。
“谁来种地”是最突出的问题。能不能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让专业人来干专业事，让农业生产也能像二三产那样向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变?
带着这些疑问，2017年4月威海市农业局在文登区、荣成市、乳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取4个试点镇，整合镇经管、农技、种子、化肥、农药等涉农服务资源，建设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探索农户分散承包、集体整合经营、平台集中服务的发展路子。经过2年多摸索，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已遍地开花。
现在，走进威海，65个镇级社会化服务中心已经覆盖所有涉农镇，在市县财政专款支持下，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已经成为服务半径3公里、辐射面积3万-5万亩的运转中枢，正向“农业生产服务+品牌推广+产后服务+招商交易”的方向驱动加速发展。
光靠政府“一条腿走路”不行，村级组织、专业化服务组织、工商资本等也须同向发力。高书良副市长说，威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挥好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优势，用政府的资源解决好入户调查、党员引领等市场不好解决的事，用市场的资源解决好生产、加工、销售等政府不好解决的事，实现优势互补，共享共建。如今，丰登公司、高田公司等一批“国字号”企业和山东金丰公社、济南一农化工为代表的专业社会化服务企业纷纷入驻平台，为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全托管或菜单式托管服务，将“绑在地上”的农民解放出来。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通过社会化服务平台流转土地，让农民吃上了“定心丸”。文登区委副书记隋同朋说，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缓冲池，各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根据地况以保底价将零散、闲置、撂荒的地块集中起来，然后将这些适度集中的土地交由镇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平台，加持着平台的土地整理、农机服务、农资供应和技术跟踪服务等一系列配套社会化服务功能，这些规模化土地由中心平台实行对外招商。对暂未招商成功的土地，镇上鼓励村集体经营，依托中心平台以“全程垫资，收后还款付息”方式全托管运作种植项目。“再也不用担心资本跑路颗粒无收，农民可以安心流转。”隋同朋说。
土地不仅成了规模，还有配套服务，自然是分外抢手。文登区农业农村局局长姜宗浩说，不到两年时间，高村镇已陆续引进了黑小麦、中草药、田园综合体等14个现代农业项目，农民人均亩收入增加300—500元，村集体每亩收益90—300元。
产业固“根”
——让农业有奔头、振兴有动能
回想过去，高书良副市长感慨地说：“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根本。没有社会化服务体系作支撑，产业难以振兴。”
过去，文登区宋村镇下徐村背靠青山，却不能靠山吃山，村里没有产业，集体经济薄弱。现在，借助镇平台“窗口”，引进了威海山泰种养殖生态园，流转山头、水库发展绿色种植、生态养殖，生产的绿色有机油桃、鹅蛋深受市场欢迎。山泰生态园的成功，带动村民也投身生态农业，下徐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庄园，引得市民纷纷去“打卡”，绿水青山成了金山银山。
改变下徐村面貌的，正是宋村镇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平台。
一年来，威海不断拓展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平台功能，汇聚产后、品牌、交易、金融等增值服务，推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分工协作，向农业结构调整要效益，引领农业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
前段时间，文登西洋参深加工龙头企业金颐阳药业公司筹划投资2000多万元，新建4条西洋参的中试生产线。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推动下，这些生产线被纳入社会化服务统筹范围，中小西洋参种植户可以委托进行代加工，为中小参农们解决产后问题。公司副总经理孟洪涛说，在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帮助下，金颐阳药业被纳入现代农业园区，引进了种植、加工领域的专家团队。服务中心与成都天府商品交易所合作设立文登西洋参交易中心，打造西洋参交易“心脏”;积极推动“文登西洋参”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公司参加了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颐阳牌”西洋参荣获知名农产品企业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威海时刻牢记总书记指示，以社会化服务为链条，强势推进农业“新六产”，小农户也能实现生产标准化、产品优质化，分享产业增值的收益。高村镇沙柳村打造起“沙柳村”西红柿特色农产品品牌，“合作社创品牌闯市场，带动每个占地半亩的西红柿大棚增收3万元，为村民增加年收入300多万元。”村党支部书记时述忠说。
威海还在提升农业经营主体抗风险能力上做起了金融“文章”。文登区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量身订制了农业社会化经营主体收入保险和保单抵押担保贷款，撬动银行机构信贷资金向符合条件的各类主体发放“富民农户贷”和“富民生产贷”;乳山市针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主体开展了“鲁担惠农贷”试点工作……
威海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故事讲不完，威海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脚步仍在继续。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威海，这座以海为名、因海扬名的城市，正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扬起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之帆，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这片广阔的“蓝海”上破浪前行。
来源：《农村经营管理》201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