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进得了，乡村回得去”
——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
【经济界面】
有人喜欢大都市的热闹繁华，背井离乡从乡村来到城市发展；有人喜欢乡村的宁静悠然，在城市漂泊打拼之后，又回到那个生他养他的乡村，扎下根来创新创业……“城市进得了，乡村回得去”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而这种生活离不开城乡融合发展。
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基本建成，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明显提升。
面对中美经贸摩擦，中国要凝神聚力办好自己的事。今年以来，我国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向深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新机遇、注入了新活力。今后应如何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怎样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更好融入城市？如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1.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
【案例】
今年32岁的曹小军从甘肃老家来到北京已经11年了。2013年4月，他加入京东物流，成为一名普通的快递员。“每天平均送货150至200件，从早到晚来来回回地跑。”曹小军说，目前，他的配送时长已达1900多天，配送总单量超过28万件，他所在的片区快递员也从十几人变成了100多人，其中有不少快递小哥都来自偏远地区的乡村，在“北漂”的过程中逐渐习惯了大城市里的生活。
“我现在每个月能赚到1万多块钱。”曹小军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和妻子在北京打拼，为留守在老家的父母和儿子撑起了一片天。去年，他还用攒下的工资和十几万元的公积金在老家购买了一套新房子。
时间过得很快，今年曹小军的儿子已经9岁了。每次提起儿子，曹小军总会感到有些愧疚，因为在他看来，平日里工作比较忙，陪伴家人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如今，很多人选择从乡村来到大城市发展。正如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陈亚军所说，我国还处在城镇化较快发展阶段的中后期，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陈亚军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门槛不断降低、通道逐步拓宽，已有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2018年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提高到43.37%、59.58%。城市人才入乡机制也在逐步建立，城乡人才双向流动的渠道开始打通，激发了乡村发展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在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已经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在城乡融合发展释放出新动能的同时，我国也在持续打通区域协调发展“经络”，各大区域板块实现良性互动。今年以来，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召开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进一步释放、拓展和深化，中国经济跳动的脉搏更加强劲、有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指出，今年以来，东部地区持续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经济较快增长，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回暖，四大板块良性互动，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力实施。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空间格局渐次优化。
然而，陈亚军也提醒，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存在一些明显的制度短板，城乡要素流动仍存在障碍，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仍不合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尚不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有待完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
城乡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是短板，也是中国强大国内市场的潜力所在。
在陈亚军看来，各个地方的发展水平不一样，城乡融合发展的阶段不一样，乡村发展的差异性很大，不能搞成全国“一刀切”。要分类施策、梯次推进，试点先行、久久为功，努力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改革路径和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2.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
【政策】
《意见》指出，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加快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增强中小城市人口承载力和吸引力。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母亲节那天，在上海一家互联网企业上班的顾扬（化名）给远在农村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这次通话让他变得十分沮丧。
从毕业到现在，顾扬已经在上海工作快5年了，因生活成本高，他一直租住在一个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没有上海户口，也没有谈到女朋友，眼看着自己就要30岁了，还在“漂”着没有着落，他开始焦虑起来。这两年，老家那边催婚催得越来越厉害，他和父母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僵。
“虽然很喜欢上海，但我也知道自己很难留下来，老家在农村，回去也不知道能干点什么。”顾扬说。
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有不少人像顾扬一样承受着生活的压力。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里，落户、医疗、子女教育等成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陈亚军表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也是核心任务。截至2018年底，我国有2.26亿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近年来，各类城市落户门槛普遍降低，取消落户限制的步伐在逐步加快，但总体而言，城乡二元户籍壁垒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大城市对外来人口尤其是普通劳动者设置了较高的落户门槛。
蔡继明表示，《意见》提出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措，与以往改革一脉相承，旨在让为城市建设、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的外来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心有所安，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增强城市竞争力和反哺农村的能力，为最终完成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首先要赋予劳动者在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自由流动、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和自由定居的权利。”蔡继明说。
陈亚军指出，解决好落户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推动大中小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重点解决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居住的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举家迁徙的，还有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等重点人群的落户问题。
专家表示，长远来看，除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之外，还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应发挥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城乡之间的各种壁垒，真正把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建立起来。”张立群说。
3.树立城乡一盘棋理念
【故事】
今年65岁的罗钦生，原是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白塘街道五里村的村民，也是村里的老会计。去年，他搬进了该区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五里小区，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市民。“2017年，政府就给我们村里的拆迁户购买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我和老伴两个人加起来补助了将近8万元。现在，我俩还可以领到养老金，每个月有1900多元，足够用了。”会计出身的罗钦生把这笔账算得很清楚。
不只是这样，五里村村民每人每年260元的医疗保险费，也由村委会代交。“现在吃穿不愁，看病不愁，加上住在新小区里，卫生条件好、活动锻炼场所也多，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舒心了。”罗钦生说。
城乡融合发展，让罗钦生的老年生活变得更有保障。
“乡村振兴不能就乡村来谈乡村，必须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路子，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破解一些难题。”陈亚军说，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
对此，《意见》指出，树立城乡一盘棋理念，突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构建促进城乡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相互融合和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欢表示，我国城乡产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很多地区，一边是大城市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一边是乡村的传统农业。未来的乡村经济是多元化的，是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为重要补充。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和农业全产业链发展，需要用城市的科技特别是农业科技改造乡村的传统农业，利用城市的工业延长乡村的农业产业链条，利用城市的互联网产业等服务业来丰富农村的产业业态。
“要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推动城乡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有机融合。”张晓欢说，实现城乡产业协同发展，需要有若干种类型的空间载体作为支撑。通过这些空间载体，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可以就地就近就业，乡村的集体土地、特色资源等生产要素可以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城市的人才入乡、工商资本入乡、科技入乡和金融入乡，也都可以落在这些空间载体上。
张晓欢提醒，在推进体制机制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农民和集体、农民和市民的关系，必须守住底线红线。在搭建各类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的过程中，要防止“乡村产业发展起来了，但是环境被破坏了、乡愁没有了”。
“要以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为底线，绝不能代替农民做主，不能强迫农民选择，要真正让农民得到改革的红利。”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城乡融合发展处处长刘春雨说。
（本报记者 刘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