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李勇 惠小勇 赵宇飞 江毅
↑3月27日，成渝地区第10000列中欧班列从一座公路桥下穿过（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在中国的版图上，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成都“双星闪耀”。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成渝地区，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拥有约1.2亿人口和近7万亿经济总量。
今年初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增长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提出，正逢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内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将成渝地区打造成为继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之后的“第四增长极”，进而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将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助推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2015年12月26日，从重庆北站发出的成渝高铁重庆首发列车在重庆市璧山区的铁路桥上飞驰。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并强调成渝地区要“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打开中国地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经济圈由北向南，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引领我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动力源。统计数据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经济圈用2.8%的土地聚集了约18%的人口，贡献了约38%的GDP。
“国家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目的就是要将地处西部的成渝地区打造成为继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之后的第四增长极。”重庆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姚树洁说。
从地图上看，成渝地区如果能与东部沿海三大增长极连点成线，将形成一个占全国经济总量七成以上的巨大菱形空间，形成“北有京津冀，东有长三角，南有粤港澳，西有成渝”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
姚树洁说，这将有助于梯次实现先进生产力的有效牵引，不仅将有力撬动西部地区发展，有效破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将有效带动全国的高质量发展。
那么，国家为何选择成渝？
经济基础方面，成渝地区拥有重庆、成都两大国家级中心城市，2019年成渝地区实现GDP近7万亿元，经济总量占西部比重达33.25%，成为继沿海三大增长极之后最大的区域经济体。今年前三季度，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重庆、四川经济增速分别为2.6%和2.4%，在全国位居前列。
同时，在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科研教育、对外开放等方面，成渝地区均在西部保持领先地位。如，作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成渝地区已形成“芯、屏、器、核、网”世界级产业集群，产能约占全球1/3。
区位优势方面，成渝地区承东启西、联通南北，是“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多项国家战略的交汇区，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示范区……
协同发展方面，成渝地区已探索多年并已积累一定经验。如，2015年重庆和四川签署《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录》，决定将推动交通、信息和市场三个“一体化”；同年，成渝高铁正式通车运营，通行时间约1.5小时，成渝“双城生活”成为现实；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2018年，川渝签署《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和12个专项合作协议等。
构建高质量内循环体系
↑2015年12月26日，成渝高铁首发列车驶出重庆北站。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相互关联的终结，但各国转向国内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说。
近年来，受东南亚、南亚等新兴国家崛起、少数国家奉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加速迁移和重构。在长期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部分沿海外向型企业选择向国外转移。
↑2015年12月26日，成渝高铁首发列车在重庆北站准备出发。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在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李敬看来，只有按照“资源、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梯度转移顺序，将沿海的制造业更多留在西部大后方，跨越“胡焕庸线”，激活西部地区4亿人口的庞大内需市场，才能形成更高质量的内循环体系。
“如果说外循环的经济中心是长三角，则内循环的经济中心当仁不让的是成渝双城。”姚树洁表示，成渝地区作为西部地区发展的龙头，以及拥有承东启西、联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完全有能力承担起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重任，进而激发西部地区内需潜力。
采访中，有专家谈到，从全球范围看，一直存在着“拉美资源——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产业链三级分工体系。未来随着我国西部地区的崛起，这一分工体系将有可能在我国实现“内部化”：中西部地区扮演“资源地”和“生产地”的角色，东部沿海地区扮演“消费地”的角色，以此重塑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推动我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成渝地区长期扮演着战略大后方的角色。如，二十世纪60年代，新中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地处西南腹地的四川（含重庆）以广阔的战略纵深成为国家“三线建设”布局的关键所在。1965年到1978年，全国工业投资的1/8、国防军工投资的1/4集中到四川，为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成渝地区形成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可以大大拓展我国战略回旋空间，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巩固国家战略安全。”汤继强说。拓展外循环的新空间
每天凌晨时分，重庆团结村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内，一列满载电子信息产品、汽车零配件等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站台，驶向德国杜伊斯堡；几乎同一时间，300余公里外的成都青白江国际陆港，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也迎着朝阳，驶向波兰罗兹。
2011年3月、2013年4月，重庆和成都分别开行中欧班列，极大地缩短了成渝地区与欧洲市场的时空距离，改写了中国对外开放版图。
截至目前，重庆、成都累计开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1万列，占全国中欧班列总开行量的40%以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全球海运、空运受阻的情况下，中欧班列在运输国际救援物资、疏运积压国际邮件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不只是中欧班列，成渝还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发起者、推动者和运营者。2017年9月25日，由重庆联合贵州、广西、甘肃打造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首发，向南经广西北部湾通达世界各地，比传统的“重庆－上海－新加坡”线路运输时间缩短15天左右，并实现“一带”与“一路”的无缝衔接。
↑3月18日，一列运载外贸货源的中欧班列驶出重庆兴隆场编组站（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作为西部地区最快捷的出海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目的地已拓展至全球94个国家和地区的240个港口，并在疫情期间实现逆势快速发展。今年前三季度，铁海联运班列、跨境公路班车、跨境铁路联运班列开行数量分别同比增长109%、154%和171%。
如今，依托四通八达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成渝地区，已从内陆腹地变身为开放前沿，承东启西、联通南北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从地图上看，多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在成渝地区形成联结点——向东，中欧班列与长江黄金水道打通“最后一公里”，实现“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衔接；向西，中欧班列可从成渝直达欧洲各国；向南，成渝直达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已常态化运行；向北，成渝均已开通直达俄罗斯的国际班列。
“在我国向东开放面临风险挑战的背景下，成渝地区已成为我国面向欧亚大陆的向西、向南开放的窗口。”李敬说，这有利于我国利用欧洲的技术、中亚的能源等优势资源，打通南亚、东南亚的市场，推动我国形成“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新格局。
成渝地区的外贸数据，印证着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受疫情冲击，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0.7%，而重庆、四川进出口总值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2.7%，远超全国增幅。
“成渝地区依托稳定可靠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将中亚、南亚、东南亚、欧洲及中国西部、长江经济带等国内外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将为新一轮外循环拓展出新空间。”汤继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