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劳动力陪读式转移现象透视

农村“陪读”城市“爆满”？－－我国农村劳动力“陪读式”转移现象透视

    西安市所辖的户县草堂镇农民戴遵会今年开始筹划将儿子送到县城读书，让妻子专门“陪读”。在他们村，至少有6户这样的“陪读”家庭离开了村庄，其中就包括自己的哥哥家。”

    据陕西省教育厅近日公布的《陕西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表明，西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已达14．5万人。最为典型的雁塔区，四成小学生为户籍不在本辖区的外来就读者，其中“农民工子女占绝大多数”。一些城市中小学“人满为患”，已难以接纳更多的农村进城就读学生。

    12月16日午饭过后，会宁二中初三学生张旭良在租住房的窗外读书，他63岁的奶奶张瑞华（前）在窗下做针线活儿。

    城市“爆棚”农村“空壳”

    这样的例子不仅仅在陕西。山东省阳信县农民陈红芳今年秋季开学也加入了农村“陪读”家庭一族。她把9岁的儿子郑伟送到县城小学读二年级，自己也跟着进城“陪读”。房租150元，加上生活费，每月固定花费不下500元。

    在甘肃省会宁县－－中国西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县里已形成了几个规模不小的“陪读村”。县城周边的许多农民“砸锅卖铁”也要进城，这并不是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是希望孩子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

    “随迁子女不断进入城市，但城市学校根本容纳不了。”陕西省教育厅基教处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在走访中发现，城镇小学3000人、初中4000人以上的超级大校随处可见。教育部规定班额为45人，但实际上这种规模很少见。调查中，小学班额最多的达到90多人，初中达到110人，学生写作业连双臂都放不开。

    记者曾经采访过的一所学校－－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中国人保黄凤山希望小学，学生人数达935人，其中来自农村的寄宿生就有500多人。在陕西省靖边县第五小学，每个学生上课之间横着的距离只有50厘米，学生写作业受到严重影响。

    与之相对的，是农村逐渐“空心化”、农村学校“空壳化”。从2004年到2007年，陕西省农村小学、初中在校生人数减少了94．2万人。

    12月16日，陪读家长张瑞华老人（左）在给她的孙子添饭。新华社记者聂建江摄

    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是诱因

    定边县农业局副局长纪凤国、定边县人大代表李天枢等认为，农村劳动力“陪读式”转移目前已较为普遍，并逐年增多。其中虽有父母“望子成龙”的成分，但核心问题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户县草堂镇农民戴遵会坦言，如此“陪读”实属“无奈”。他说，农村年轻父母到城镇“陪读”，一是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差，二是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以中考为例，草堂镇公办中学草峰中学第一名与县城较好的惠安中学第一名相比，分数最少相差30分。草峰中学每年考上户县一中的只有一两名学生，惠安中学每年考上户县一中的学生最少也有100名。

    “陪读式”转移虽然有利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但陕西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民认为，“陪读式”转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创富能力”和“创富机会”，增加了家庭负担。

    戴遵会说，自己的侄子在县城上中学，嫂子专门到县城“陪读”给孩子做饭，开支主要靠哥哥打工来维持。6年中学“陪读”下来花费很大，房租和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加起来一年至少需要1万元，基本“存不下钱”。据了解，这是“陪读”家庭的普遍问题。

    另一问题就是城镇学校超负荷运载，经费吃紧。榆林、商洛等地教育部门相关人士说，农村劳动力“陪读式”转移近年呈“井喷式”增长，导致城镇学校生源激增，班级人数超编严重，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个别学校开始违规收取择校费、借读费。

    12月18日，会宁二中学生吕东琴回到租住房后，与陪读的姑姑在一起。新华社记者聂建江摄

    合理调整、统筹安排为当务之急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不断迈进的今天，加强对农村劳动力“陪读式”转移的研究，统筹配置城乡教育资源是当务之急。

    他们说，要用发展的眼光和城镇化思维制定城乡教育规划，合理调整农村教学点，提高建制镇中小学校教学质量，避免农村生源过于向城市集中。

    陕西省长武县、镇安县一些农民反映，农村劳动力选择到城里“陪读”，关键是城里的寄宿式学校不多，父母双方必须有一人专职管孩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