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代表受关注

        采访三位首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代表颇费周折。
　　在离人大会议开幕还有一周的时候，记者就开始搜寻这三位农民工“代言人”的资料。一切准备停当后，就眼巴巴地等着这些代表到京。
　　3月2日，上海代表团到京。下午，记者火速赶到上海团所在地京西宾馆，采访31岁的农民工代表朱雪芹。因为代表团刚到，宾馆前台还没有拿到代表名单。几经周折终于搞到新闻联络人的手机号码，一听是记者，新闻联络人马上就紧张：“让朱代表歇歇吧，今天一天来了四五拨。改天吧。”发现有人已捷足先登，记者打定主意：“我已在京西宾馆等半天了，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在记者的纠缠下，新闻联络员无奈地说：“代表在吃饭，我跟代表商量一下吧。”
　　记者赶紧抓紧时间吃了些饼干巧克力，权当晚餐。用完“晚餐”，却“找不见”新闻联络人。跟服务员套近乎后，弄到了朱雪芹所在的楼层和房间号，直奔目的地。房间没人，服务员说：“这个代表是什么代表，怎么会有这么多记者找她啊。下午有好几拨人都来了。”记者在楼层沙发上静候的时候，人民日报记者来了，科技日报记者也来了。几位同行都使出浑身解数，才摸到了这个楼层，足见农民工代表受媒体追捧的程度。
　　半小时后，记者们终于采访到了朱雪芹，其间，采访几次被电话打断，她无奈地说：“都是要求采访的记者，推都推不掉。没办法，我代表农民工，再苦再累也值。”
　　晚上八点半，记者赶到了国二招宾馆，服务生说，重庆代表团下午三点多刚到。那重庆的农民工代表康厚明肯定在。在七层，记者找到了康厚明的房间，但是，请勿打扰的灯却亮着。怎么办？正在着急时，康厚明大概听到了门外的声响，开门探出头来，记者一个箭步冲过去挡在门口。说明来意，40多岁的康厚明很为难，说是采访必须经过重庆团新闻联络处。记者提出只采访十分钟，还是不行。记者看见房间里正好有两位同行在采访。“我进去听听那两个新闻同行的采访，他们一采访完我就走。”他勉强同意后，记者走了进去，原来是新华社的同行。康厚明说：“昨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媒体来，一直采访到半夜十二点，新闻联络员就拒绝记者采访。”
　　3月3日，采访广东代表团的农民工代表胡小燕注定不顺利。一大早记者赶到好苑建国饭店，很快问到了胡小燕的手机和房间号码，但是下午四点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其间，记者翻看了宾馆的各种报纸，发现采访到胡小燕的都是广东报纸。南方日报和深圳商报是2日下午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采访的，广州日报是通过电话在机场采访的。听楼层的服务员说，胡小燕一到北京就“隐身”了，找的人太多了。其间，记者碰到了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的同行都去敲胡小燕的门。记者只好发挥笨办法，一个是等，一个是给她发短消息。好在广东团下午三点是代表团通气会。终于在会议结束后，在众多媒体的包围中，记者问完了想问的问题。
　　农民工代表亮相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受到媒体追捧，说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开始有了自己的代言人，他们的利益诉求和独特需要将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得到关注。农民工在最高权力机关参政议政、表达利益诉求，这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是政治民主领域的一大进步。但是，记者也感觉到，三个农民工人大代表还不足以代表这一群体，真希望不久的将来有更多农民工人大代表走进人们的视野。

稿件来源： 农民日报 责任编辑： 崔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