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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各级各地农业部门、商务部门以及市场主体等都在各自领域，探索农产品质量追溯的路径。但据记者调查，质量追溯的效果与消费者的期待间仍有较大差距，市场主体在推广应用质量追溯的过程中仍有不少困难。应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体制机制，激发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参与质量追溯建设的内生动力。 扫码追溯成消费习惯还有多少路要走？
图为消费者在永辉超市北京金泉广场店选购贴有可追溯码的果蔬。 本报记者 孟德才 文/图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移动支付、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速度越来越快，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现代信息技术赋予监管者和消费者随时随地“看得见”的权利，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前世今生”正变得清晰可见，“舌尖上的安全”亦得以“晒”在阳光下。 那么，消费者对于可追溯农产品的认知程度、购买意愿、消费习惯如何？生产经营主体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建设面临哪些难题并如何破解？政府在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中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近日记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和采访。 消费者主动扫码追溯尚不普遍 家住北京朝阳区大屯里小区的高先生推着购物车在永辉超市北京金泉广场店水产品区前停了下来。当看到一条尾巴上挂着可追溯码的鲳鱼时，高先生不禁拿出手机扫了一下，手机页面上迅速出现鲳鱼的产地、捕捞日期、经销商等信息。“现代信息技术满足了人们对于知晓食物来源的期待，让消费者吃得明白、买得放心。”高先生说。 近日，记者在北京物美大卖场惠新店和永辉超市金泉广场店观察发现，像高先生这样有主动扫码追溯习惯的消费者并不多见。记者连续问了十余人，多数人表示在买菜的时候并不会特意选购贴有可追溯码的农产品，也很少主动扫码追溯。 “扫一扫就可以知道农产品的质量，但获取的信息就一定真实吗？如果知道农产品质量有了问题，通过追溯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正在永辉超市金泉广场店有机食品专柜挑选新鲜果蔬的李女士表示，虽然贴有可追溯码的农产品会让人在一定程度上觉得放心，但这并不构成影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消费者往往更看重的是农产品的品牌、价格以及新鲜度等。 对此，长期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问题研究的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永红表示，由于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在全国范围尚未全面推开，可追溯农产品市场占比较低，消费者对其缺乏了解，对于其权威性也存在疑惑，因此主动扫码追溯的消费习惯并不普遍。 “消费者是农产品流通链上的最终需求方，消费者的选择和偏好会成为农产品生产和供应的风向标。只有在消费端形成积极参与追溯的消费时尚，才能倒逼生产经营主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从而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陈永红说。 集约化生产有助于提高追溯精准度 记者在永辉超市金泉广场店“北京市蔬菜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触摸式查询显示屏前，将一盒贴有可追溯码的“小汤山”牌黄瓜在识别窗前一晃，只听“嘀”的一声，该黄瓜的生产者、地块、施肥、用药、浇水等产品履历信息便在屏幕上一一显示出来。 北京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全国率先实现蔬菜全程质量追溯管理的企业，早在2006年，由天安农业生产的贴有追溯码的“小汤山”牌农产品就进入北京市场。每一个“小汤山”牌包装净菜都贴有一个可追溯码，消费者通过可追溯码不仅可以查询到蔬菜的田间管理记录，还可以进一步查到质量检测报告。 正宗“小汤山”，个个可追溯，背后的可追溯管理是怎样实现的？北京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科技研发部总监李长春告诉记者，天安农业要求每一位种植户通过田间管理手机APP实时上传产品播种、打药、浇水、施肥等信息，与此同时，所有生产地块、温室大棚进行统一编号，对采收蔬菜周转箱实行编号管理，粘贴对应采收地块（温室）编号，到车间根据生产编号生成安全追溯码，粘贴在每个小包装产品上，从而确保消费者查询到的产品履历与现实是精确吻合的。 多年来，严苛的可追溯管理，促进了“小汤山”品牌美誉度、信誉度的持续提升。李长春告诉记者，天安农业销售额每年保持10%左右增长，2017年公司产品年销售额达到一亿元以上。 像天安农业这样尝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甜头”的农企不在少数，每日优鲜等新兴生鲜电商也开始涉足质量安全追溯建设。每日优鲜技术研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农产品追溯是否精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高低。集约化的运营管理模式，可以破解小农生产小而散、标准不统一等难题，通过实现农产品的品牌化、精品化有效降低追溯成本，是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建设的重要手段。 农产品可追溯建设亟需从全国层面统一布局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建设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趋势和方向，也是我国推进质量兴农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农业生产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农产品交易方式错综复杂、产业链条不完整等诸多因素，都增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建设的难度。 长期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问题的中国农业出版社研究员、党委副书记罗斌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建设有两大基础性工作：一是制度体系建设，包括政策法律支持、制度化管理等，另一个是技术体系建设，主要包括实现可追溯的技术支撑。相对于技术体系建设而言，制度体系建设更为重要，也更有难度。 农产品可追溯建设，需要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的努力，但由于二者职能和诉求不同，二者各自追溯体系建设也有所区别。在罗斌看来，政府的追溯体系是更侧重于生产经营主体责任的外追溯，而企业的追溯体系则是更偏重于产品质量的内追溯。“如果说政府的追溯体系是一棵大树的主干，那么企业的追溯体系则是大树的枝叶。一旦出现质量安全问题，我们通过政府的外追溯迅速找到责任主体，再通过企业的内追溯查出具体问题所在。”罗斌告诉记者。 “尽管当前市场上可追溯体系五花八门，但全国意义上跨区域、跨品类的追溯体系尚不多见。”陈永红认为，要想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产品的认知度，需要从全国层面进行统一布局。由农业部建设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于2017年6月正式上线，并在广东、山东、四川三个省份开展试运行。据悉，这一平台是全国性、综合性、跨品类的农产品国家级追溯管理平台，对于破解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存在的“泛标准化”“分段管理”“无法有效追溯”等难点问题，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 在加强农产品可追溯建设的基础上，陈永红认为政府应加强宣传，向社会公众普及农产品追溯系统的基本知识和重要意义，提升消费者对可追溯农产品的认知度，激发消费者对可追溯农产品的购买意愿。“当消费者认可可追溯的农产品后，可追溯的农产品在价格上的劣势就会被质量上的优势所弥补，实现优质优价，让可追溯农产品的生产者得到应有的利益。”陈永红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