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是一国经济之本、发展之基，是经济实力提升的载体和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其作为破解高质量发展瓶颈、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战略。在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大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这为金融如何更好地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方向。本文分析了我国现有金融供给与产业链转型升级需求之间存在的不足和差距，提出金融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是运用新思维、探索新模式、使用新方法，形成与企业生产发展特点、产业生命周期更加适应和匹配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解决好融资可得性、合理定价等关键问题，实现金融、科技、产业的良性循环。
站在新起点，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实现“四重跨越”
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促进我国产业链迈向中高端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大、最长、最全的产业链，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2022年，制造业规模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3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工业、交通、金融、网络、数字等重要产业的大国。但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链转型升级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已站在历史与未来交汇的新起点上，肩负着新的使命、新的担当。因此，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新的跨越。
（一）要以制造业为核心，打造更加安全、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世界上几乎所有经济强国均是制造业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质量、结构、可持续等方面衡量，发展水平仍处于全球第三阵列。中国工程院发布的《2020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20我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为110.84，与美、德、日等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成本优势削弱、产业外迁压力加大；产业大而不强，产业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关键环节存在“卡脖子”问题，产业链安全性面临挑战；缺少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先进企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产业链转型升级面临挑战，但在规模、市场、创新、人才、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使得我国产业链转型升级具有无可比拟的综合优势。
未来，建设竞争力更强的产业体系既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以抢占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又要特别重视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向微笑曲线两端的跃迁，实现“增效率、降成本、提效益、保安全”；补齐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等领域的短板，形成更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更加注重促进推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实现各产业的有序链接、高效畅通。
（二）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打造面向未来的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极大拓展了人类认知的广度、深度、精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各国围绕着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技术、新能源、互联网等领域加快布局，也迫使我们要更加重视对事关未来的产业体系进行布局。一方面，大国之间工业竞争、科技竞争更加激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等主要经济体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本土和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将钢铁铜铝、化工、机械等10个工业领域列为“关键工业部门”，认为数字化、机器与互联网连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是未来主要创新领域（也被称为德国工业4.0）。与德国工业4.0强调的“硬”制造不同，美国更侧重于在“软”服务方面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美国制造业复兴计划》提出要借助网络和数据的力量提升整个工业价值创造能力，并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技术、量子信息科学和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作为再工业化重点。日本和英国也出台了《日本制造2050战略》《英国制造2050战略》等再工业化战略。另一方面，美国加深对中国科技打压，我国面临的科技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近年来，美国出台诸多法案，从立法层面对华开展“科技战”，通过压制中美科技交流合作、推出出口管制清单、加强对涉华高科技投资的审查、限制高技术领域对华出口、实施长臂管辖等多种手段对中国科技企业进行极限打压。总的来看，美国已将对华实施“科技战”当做其国家战略，对华“科技战”已扩大到了产业链、创新链的各个环节。全球产业链布局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新趋势。
（三）“双碳”目标下，推进产业体系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快经济绿色转型节奏，我国工业绿色转型面临新机遇、新挑战。从机遇看，我国具有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制度优势，“双碳”目标下工业绿色转型会迎来更多的政策倾斜，这不仅为传统工业企业的绿色低碳升级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也将为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氢能、储能等产业发展带来广阔空间。当前我国已成为一些关键清洁能源技术的制造大国，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锂电池产量占全球比重分别为88.43%、60%和66.6%。从挑战看，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实现“双碳”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工业发展面临“稳增长”和“降排放”的双重压力。同时，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重点，以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为代表的碳关税也将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对我国工业绿色转型带来不利影响。
（四）要把握新一轮产业变革机遇，加快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步伐。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其突出特征是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加快向传统行业渗透，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正在成为新的产业运行载体，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将明显加快。一方面，我国已成为数字大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诸多优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41.5%。我国拥有的5G标准专利声明数量位列全球首位，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人工智能（AI）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总数的52%，专利申请数量居世界首位。据预测，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60万亿元，未来发展前景仍然十分广阔。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的融合加剧，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2022年，第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10.5%、24%、44.7%，分别比2016年上升4.3个、7.2个和15.1个百分点（见表）。但也要看到，我国数字经济仍存在产业数字化程度不足及数字核心技术研发有待突破等问题。2022年工业数字化渗透率仅为24.0%，不仅低于发达国家33%的平均水平，与制造强国德国的（45.3%）差距更大，未来仍需持续发力，推动我国向数字经济强国迈进。“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这预示着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积极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等重大历史机遇，深入实施中国制造强国等重大国家战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目前，这些努力都取得了初步成效。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二季度末，我国工业、普惠小微、绿色、涉农领域贷款余额增速分别为32.4%、26.1%、38.4%、16%，显著高于全部贷款余额增速。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速更是达到40.3%，这些都表明信贷资金正发挥金融的引水器和助推器作用，助推产业创新升级、绿色升级等（见图）。但也要看到，这些成绩和努力与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要求仍存在差距。
（一）现有金融供给难以适应科技创新活动需求。创新活动具有风险高、不确定性大、投资周期长等特点，对传统金融的服务理念、业务流程、产品设计和方法工具等带来了巨大挑战。主要表现为三大错配：一是风险收益错配。科技企业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需要资本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但银行只收取固定利息，无法分享科创企业高成长带来的丰厚回报，并同时承担创新失败带来的风险。二是期限错配。科技创新周期长、见效慢，重大创新往往耗时十余年甚至更长，长期限的资金支持至关重要。信贷资金主要以短期为主，市场各类投资资金注重短期回报的倾向依然较重。例如，芯片、新材料、新能源等研发周期正在从8至10年向15至20年演进，而银行贷款主要以1至3年为主。三是抵押物错配。科创企业主要为技术密集型企业，知识产权等“软资产”丰富而土地、厂房等“硬资产”缺乏，与传统银行重资产、重抵押、重财务报表的授信方式存在错配，与科创企业早期高投入、低回报的发展特点存在矛盾。此外，科创企业融资需求存在短、频、快、急的特征，与银行基于线下审批的传统业务模式也不相适应。
（二）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巩固与升级需要新的融资支持。制造业一直是信贷投放的重要领域，但由于技术迭代快，研发投入大，利润率较低，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一些传统制造业投资仍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2015年至今，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30%左右，但企业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比却呈下降趋势，从2015年的63%下降至2022年的51%。二是金融供给与企业融资需求不匹配。目前制造业获得的资金以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主，不能完全匹配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回款周期，短贷长用和频繁转贷的现象比较普遍。三是金融资源分布冷热不均衡，难以满足产业链全面转型升级需要。过去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由投资驱动，金融资源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对科创企业的支持相对不足。主要症结在于金融服务模式未能匹配科创企业轻资产、重研发的特点，无法满足这些领域的金融需求。此外，金融对于企业技术改造等创新需求的支持也不足。这既与企业本身“重基建、轻技改”有关，也与现行的技术改造贷款流程无法满足技术改造项目建设的时效性要求等因素有关。四是融资渠道有限，制造业最主要的资金获得渠道仍集中在商业银行上，股权、债权等融资渠道仍然不足。
（三）绿色金融取得巨大成就，但整体仍处于初级阶段。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第二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但“双碳”目标下的产业绿色转型任务艰巨，需要金融充分支持。一是资金缺口巨大。国家发改委预测，我国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需要新增投资139万亿元人民币，而目前每年资金供给规模仅为5256亿元，每年资金缺口约为2.5万亿元以上。二是不同产业获得的绿色金融资源存在较大差异。目前，绿色金融相关投资更倾向于消费升级、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等商业价值较高、前景相对明朗的产业，对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支持明显不足。三是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较为单一，难以满足企业多样化绿色转型发展需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23年上半年，绿色贷款余额已超过27万亿元，占整个绿色金融资金总额的90%以上，而其他绿色金融产品，例如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发展相对缓慢。
（四）农业现代化对金融提出新要求。农业现代化关系到国计民生，既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石，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乡村振兴、农业强国战略加快推进背景下，通过金融的手段助力农业现代化更具有重要的意义。2022年末我国涉农贷款余额约49.25万亿元，占各项贷款总额的23%，明显高于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16%），但由于“三农”金融的特殊性，农村金融仍是我国金融体系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一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三农”金融供给不足问题更加突出。据测算，“十四五”时期仅农村公路建设的年度投资将达7000亿元左右，再加上农业现代化等，这一资金需求就更大。据农业农村部测算，“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资金投入规模要比“十三五”时期的12万亿元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不仅对资金需求的总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金融支持“三农”的方式提出新要求。二是农户融资难问题依然存在。农户无抵押、无稳定收入且很多还是“信用白户”，这使得农户融资更容易出现“金融排斥”。农业农村部2020～2021年的调研显示，融资需求没有满足的农业经营主体占比高达60%。三是县域地区“吸水多”而“灌溉少”，资金外流严重。由于县域经济基础薄弱，金融机构往往将县域吸收的存款资金，用于大城市、发达地区的信贷投放。
（五）供应链金融是支持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实践中存在诸多痛点。发展供应链金融不仅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痛点难点的有效手段，更是推动产融结合、支持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各银行积极布局供应链金融，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一些问题：一是应收账款融资占主导。目前国内外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创新不断，但应收账款仍是最主要模式，这使得获得核心企业信用是开展供应链金融的前置条件。根据中国万联供应链金融研究院调研数据，利用应收账款融资的企业占调研企业总数的83.1%，库存融资和应付账款融资分别为66.8%、57.6%。二是风险控制存在诸多痛点。目前银行供应链金融模式过多依赖核心企业的综合实力和信用增级，一旦核心企业出现重大经营问题，或将引起整个供应链爆发信用风险。三是对产业链金融的研究不够。供应链金融模式使得传统“一对一”放贷风险变成“一对多”关联风险，增加金融机构风险管控难度，这就要求银行在涉足供应链金融业务时要加强产业研究，对产业分布、运营、交易以及影响因素了解清楚、研究透彻，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化为整个供应链的可控风险。
金融助推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着力点
金融支持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主要体现为扩大规模、激励创新、分担风险、资金配置等诸多方面，重点是围绕产业体系融资中的痛点和难点，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实现技术、产业、金融三者的良性循环。
（一）把握创新特点，增强金融与科技创新的适应性。作为五大金融新篇章之首，科技金融在支持创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金融业作为资源配置的枢纽，要深入把握创新规律，树立新思维、探索新模式、使用新方法，增强金融与科技产业的适应性。一是补齐短板、提高效率，加快构建适应科技创新的融资新格局。根据科创企业发展阶段的不同、融资需求的差异，提供基于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当前，在我国金融开放不断提速的背景下，要更加注意引导国际资本加大对科创企业的支持。二是规则导向、服务为先，推动建立更高质量的资本市场。发挥好注册制改革作用，提升首次公开募股（IPO）融资占总市值的比重。进一步优化市场规则、制定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市场效率。明确定位，实现各板块之间的互联互通，建立顺畅的转板机制。三是意识突破、业务创新，加大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专精特新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银行加快构建与专精特新企业内在特征相一致的授信审批新模式。除了传统的财务指标外，还应考虑科技含量、知识产权等因素；加大抵押物创新，推广抵质押融资新模式。根据科创企业“软资产”丰富的特点，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动产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加强服务创新，开发专精特新专属金融产品。针对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针对其资金需求特征、期限、额度的不同，精准画像，开发定制化金融产品。
（二）金融要把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助力其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制造业产业链转型升级包括价值升级、品牌升级、安全升级、绿色升级等多个方面，未来要根据产业链升级的内涵与趋势加大支持力度，不断优化升级服务渠道和方式。一是保持对制造业领域“量”的增长。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入制造业，确保制造业发展的资金占比应至少与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占比相匹配。二是促进质的提升。要加大对技术改造活动等中长期资金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更多获得中长期资金支持。三是要提供更加精准适配的金融支持。围绕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发展需要，加快发展供应链金融等，实现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资金链的有机结合。四是更加注重以产业集群带动金融产品创新。我国地域广阔，各地产业发展水平差异大，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集群发展阶段的不同、融资需求的不同，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
（三）加大农业现代化金融支持力度，推动农业产业价值链延伸。与其他行业不同，农业具有回报低、见效慢、风险大、无抵押物等内在脆弱性，尤其是我国地域差异大，“三农”金融需求千差万别。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发展方式深刻变革，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的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农村金融的内涵和外延也将深刻变化。为此，既要针对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出台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更要着眼长远，通过机构改革、产品优化、风险分担、科技创新等多种方式，引导金融资源向“三农”领域汇聚和助力农村产业价值链延伸。一是强化“三农”金融产品创新。契合乡村振兴融资需求，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关键领域的投入，丰富特色农产品信贷供给。二是丰富乡村振兴债券品种，扩大乡村振兴资金来源。乡村振兴专项债作为一种新型的地方专项债，具有融资成本低、限制条件较少、项目组合灵活等特点，对于激发社会资本参与活力具有独特作用。未来，对乡村振兴债发行机制不完善、政策激励不足等问题，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在发行规模、发行费用减免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激励措施。三是加快线上金融发展，大力支持农产品订单融资、农业供应链融资等融资新模式。四是大力拓展农村经济蕴含的绿色金融发展空间，实现产业链绿色升级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加快地方乡村碳汇项目开发，探索建立统一、标准化的林业资源网络，为农村小林场、自营林场纳入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奠定基础。
（四）发挥数字金融力量，实现金融与数字经济的双向赋能。数字金融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谋划的五大金融新篇章之一。数字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产业体系中，各行各业、社会民生中将越来越倚重数字化全面连接，也将给经济社会各领域带来颠覆性变化。对银行而言，互联网时代的金融服务千人千面，面临的产业不再是一个企业、一个个体，而是一个链条、一个集群或是一个生态，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是非标准化的，所处理的产业数据来源广泛复杂，如何充分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推进数据资源高效利用，构建产业链、贸易链、物流链、资金链“四链”合一的数字金融新模式成为银行赋能数字经济的新课题。为此，要充分挖掘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数字金融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一是深度融入产业数字化前端，形成金融机构与产业数据、行业数据的有效对接，形成全渠道、全场景的金融服务链条，着力打造产业链、贸易链、物流链、资金链“四链合一”的数字金融新模式。二是以开放的数字金融平台打造服务新生态。数据开放有助于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的共享共联，拓展金融服务边界，为用户提供广泛、无界的综合服务。三是不断完善适应数字化新业态的风控机制，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五）大力发展绿色金融，赋能产业低碳转型发展。作为五大金融新篇章位居第二位的领域，银行应积极践行绿色金融的发展理念，全方位助推产业低碳转型发展。一是加大绿色信贷支持力度。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限、低成本资金，满足产业低碳转型中的融资需求。二是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形成更加丰富多元的绿色金融产品供给体系。依托碳排放权市场、绿电市场等，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力度，探索碳排放权等绿色权益担保方式，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传统高排放产业转型、绿色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的支持。三是强化绿色金融政策激励，提高金融机构内生动力。在考核、经济资本、价格、规模、授权等配套措施上予以融资倾斜。四是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当前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成为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难得的共识。为此，要建立既体现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接轨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吸引更多国际资金参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建设。
（作者陈卫东为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李佩珈为中国银行研究院主管级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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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卫东 李佩珈 编辑：柳立 云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