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大批孩子却要面临即将到来的上学难题。
据媒体报道，5月2日，永嘉县正在开展一项名为“永嘉县义务教育阶段校网布局优化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打算用三年时间“优化整合”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校区）78所，其中2018年9月底前就将完成今年45所优化整合任务。
在永嘉县的官方表述中，用了“优化整合”这个词，但其实质显然和“撤点并校”如出一辙——大量的乡村学校即将被撤掉，附近的学生搬到条件更优质的学校，同时上学的路程也从以前的步行十分钟变成远涉十公里。全县面积86.32%都是山地丘陵的永嘉县，上学的行路会更加困难。
关于撤点并校的矛盾由来已久，争论已久。在经历过本世纪初长达十年的大规模撤点并校之后，农村学校急剧减少，弊端凸显，社会各界也开始反思。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由此，暂时刹住了撤并之风。永嘉县用“优化整合”替代“撤点并校”，想必多少也是有所避忌。
但是这依然没有挡住他们的决心。78所学校，覆盖了5个街道、11个镇、3个乡，涉及数千名学生，如此“大手笔”，足见其魄力。而纵观近年来各媒体的相关报道，永嘉县并非孤例。这说明，关于撤点并校的问题，在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依然存在不小的分歧，撤点并校的制度惯性依然强烈。
需要看到，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农村生源的减少，农村老师青黄不接的问题与农村老师资源使用不足的问题并存，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撤点并校确实有利于整合优化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但另一方面，这也明显增加了学生上学的距离和风险，加重了部分农民的教育负担。而由于管理经验和资金的缺乏，寄宿制并未发挥良好的作用。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问题凸显，直接导致农村中小学辍学率出现反弹。
利弊之辩，在理论上人们都看得很清楚，但到了实践层面，依然是两难的境遇。优渥的教育质量和便捷的教育获得，究竟哪个更重要？让孩子去好学校读书和让孩子好好读书，是否是一个范畴的内容？站在不同角度，也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我们不能否定永嘉县教育部门的改革初衷，却也不可无视现实存在的制约。
与其纠结撤点并校的利弊问题，不如换个方式思考。其实无论支持者也罢，反对者也罢，至少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都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地获得教育，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既然如此，那能否把学校撤并的决定权交给学生、家长自己呢？
这种决定权的给予，不是制定方案时邀请几位群众参与就算尊重民意了，不是简单地提前公示了就算公开透明了，也不是开个听证会就算听取意见了，而是要让家长的投票权真正在学校的撤并与否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政府要做的，应该是民意选择之后的管理和服务：“留”要留得踏实，继续加强普通农村学校的建设，强化师资配备，大力发展远程教育手段，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撤”要撤得有序，在校车、住宿等方面细化安排，对于少数因特殊情况不能远处上学的家庭，逐一解决。
而不是拿一个方案、下一个通知，就以“我是为了你们好”的姿态强制性执行。
事实上，无论是早年大规模的盲目撤并，还是后来的“急刹车”，关键问题已不在于是“撤”还是“留”，而是谁应该是撤点并校的认定主体。现实是，地方政府作为决策单向主体的最终决断权，缺少了农民的声音和学生家长的介入，行政命令下的“一刀切”问题就难以避免，农民的利益和诉求也就难以最大程度地实现。
于永嘉县而言，此次撤点并校有四个问题值得深究：首先，撤并对象中100—200人的学校有15所，200人以上的6所，人数最多的一所401人，并不是生源极少的小规模学校，这样的学校是否有必要撤并；其次，如此大规模、快速地撤并，负责接纳的“优质学校”是否有充分的容纳量；再者，涉及面如此之广，提前是否做到了充分的民意调查和公示？最后，学生的住宿、交通问题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教育成本的增加谁来支付，交通安全谁来保障？这暴露出的并不是简单的学校布局的调整，核心还是决策机制问题。
客观上而言，无论是从整个城镇化发展的趋势还是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上来看，撤点并校恐怕并不可逆。正因为如此，如何避免执行过程中的“一言堂”、盲目性至关重要，这不应该单凭政府的觉悟和政策惯性的制约。在“后撤点并校”时代，我们理应对这一问题有所考量，并开展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政府要做的，应该是民意选择之后的管理和服务：“留”要留得踏实，继续加强普通农村学校的建设，强化师资配备，大力发展远程教育手段，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撤”要撤得有序，在校车、住宿等方面细化安排，对于少数因特殊情况不能远处上学的家庭，逐一解决。
